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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道远--理智看待“半壁江山”的高职教育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 2009-05-04 13:13:42

  和很多高职院校搞院庆“只说自家话只摆自家好”不一样。4月25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在庆祝建校50周年的前夕,特意召开了“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学术论坛。

  当天,在这所首批国家示范高职院校里云集了中国教育界的众多学者专家,他们中既有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著名教授潘懋元、中科院院士贺贤土;也有退休后还一直为中国教育鼓与呼的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原教育部职成司司长杨金土;更有一批活跃在当今职业教育领域的中青年专家: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上海市教科院职成教研究所所长马树超、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岩等。

  学术论坛因他们的相聚和观点的碰撞成为一场盛会。这些专家把目光聚焦在:发展了近10年的中国高职教育目前处在什么阶段?如何正确认识这个阶段?高职院校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出路在哪儿?

  理智看待“半壁江山”的高职教育

  “我是高职教育的一个‘新兵’。”论坛开始,担任院长职务已有7个年头的中科院院士、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贺贤土很谦和地向与会者说。

  “但中国高职教育正迎来了春天”。满头白发的贺院士向高职战线的同志鼓气说,目前,高职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2008年,全国共有高职高专院校1168所,在校生近880万人,占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的47%。

  经过近10年的发展,高职教育得到了社会的很大认可,为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贺院士指出:“高职教育已经体现出了它的生命力。”

  贺院士的一番开场白在论坛溅起了思想的涟漪。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岩直言:“尽管如此,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如办学条件、育人模式、就业水平,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因此应当冷静地看待高职教育取得的成就。”

  “冷静看待现有高职教育的发展,这是一种理智的认识。”吴岩的观点得到了原教育部职成司司长杨金土的认同。杨金土认为,有“半壁江山”之称的高职教育,之前应冠以“规模上”、“数量上”等限定词才算准确。“毕竟,在高等教育历史上,高职教育也就是10来岁,切忌过高评价自己”。

  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自嘲自己出席此论坛,只是为了“凑凑热闹,敲敲边鼓”。然而,这位满头银发的前教育部官员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又到了关键的时候。”他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经历“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三个阶段,现在正是经历从高等教育的大国向高等教育的强国转变的过程中。

  周远清向与会者抛出了一个问题:“小康社会应该享有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他说,小康社会需要我们提高教育水平,建立现代化教育体系,完善教育体制。他说:“到2020年,建立高等教育的强国,就要有各级各类教育达到强项,包括高职、民办高校,培养一批在世界科技舞台上很强劲的科技人才。最终让老百姓享有更加良好的高等教育。”

  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是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出路”问题,专家最为关注。

  贺贤土指出,教育的核心使命是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创造能力与创新精神,如果只顾盯住条条框框,毫无预见性地按现在经济水平和模式去考虑问题的话,职业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有多少创新能力和持续发展的后劲。因此,贺院士在各种场合下呼吁:“高职教育在经过前期的‘产学结合’之后,应该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这是持续发展高职教育的基本途径。”

  当然,贺贤土解释了职业院校的“研”与本科大学、研究型大学“研”的对象与内容各有侧重。他认为,前者除了为当地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外,院校教师与科研设备等资源都要充分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并提供智力支撑。

  “高职教育要有前瞻性才能可持续性发展,就要进行产学研结合。”论坛上,杨金土很赞同贺贤土的这一看法,他说,“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是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上。职业教育没有吸引力的原因就是现有的职业教育没有考虑学生的长远发展。”

  而高职教育如何才考虑了学生的长远发展?在华东师大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石伟平教授看来,高职学生毕业后,想就业的,可以找到满意的工作;想升学的,可以专升本;想留学的,可以留学;想创业的,可以创业成功。“这样才做到了人民满意的高职教育。”

  从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入手

  当前,金融危机对教育的影响已经呈现。可在教育界,一直在流行一种声音:“经济的冬天是教育的春天”。甚至有人说,经济的冬天更是职业教育的春天。

  这种声音又一次在此次论坛得到了重申。89岁高龄的潘懋元教授以“逆流而上:金融危机的挑战,高职院校的机遇”为主题,阐述了金融危机对教育的浅层次、次层次和深层次的影响,从而提出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性。他特别提到,“金融危机,将促使一向不重视素质教育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重视并加强人文素质、职业道德教育。特别是诚信教育。”

  满头银发而充满睿智的潘懋元教授发出的呼吁引起了阵阵的掌声,与会者把他的话当成一个教育家发出的箴言。

  上海市教科院职成教研究所所长马树超也指出,金融危机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高职教育面临的挑战、机遇都前所未有。他认为,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是在高职教育的规模急剧扩大下,教学质量难以满足发展要求,难以适应现实而引发的就业难风暴;而机遇就在于学校加快走出传统办学模式,提高专业教学质量,强化学生就业能力,凸显高职特色,凝聚社会共识,以及为此进行的一系列努力。

  金融危机的挑战 高职院校的机遇

  世界性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已经出现和即将出现的影响是全面性的。这里包括三个层次:浅层次影响、次层次影响和深层次的影响,其中有的在我国还不太明显,有的已经凸显出来。

  浅层次影响中,第一项是高校经费。这在西方国家已造成很大影响,尤其是美国,仅一个加州大学总校,今年的公共事业经费就少了几个亿。个别学校在银行的存款也受到很大损失,比方说冰岛银行关门后,牛津大学的存款损失了3000万英镑,剑桥大学损失1300万英镑,等等。另外,外国很多高等学校都是用基金来举办的,基金缩水使高校遭受损失。银行贷款也成了大问题,利息提高、贷款困难,导致有的学校现在一年要多付100万美元的利息。再加上捐资办学的人急剧减少,投资办学的企业也有所减少,这些都对世界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很大冲击。

  第二项是高校的毕业生就业问题,这对中国高等教育影响要更大一些。因为近年来大学毕业生数量扩张较快,就业压力增大,现在又遇到金融危机,许多中小企业所受影响较为明显。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相信在政府和社会多方面努力下,能够有所缓解。

  当然,金融危机对中国就业市场的冲击,可能存在某些积极作用。如转变大学生以及社会的就业观念,大学生可以到农村、西部去,开辟西部、农村、基层的就业通道。

  次层次影响中,第一项是学校招生。现在对西方国家影响已经比较大,一位在美国大学访学的老师告诉笔者,他所在的大学最近已感觉到有的系招不到学生,需要进行调整。前几天有媒体报道,香港有的大学也反映今年商科学院报名的人很少。但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暂时影响不大,因为中国的生源很充足,高中毕业生现在只有60%~70%可以上大学。

  当然,由于经济困难,有可能招生数会减少,但另一个方面,市场经济不好的时候,有的学生找不到工作或者下岗了,又会回到大学念书,大学生数量反而增加,这就是大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错位发展。另外,金融危机还导致西方高等教育的师资产生了问题,有的学校要裁教师,有的学校要减工资,对中国来说,这却是一个调整和充实师资的机会。

  在学生的管理上,西方国家已经出现某些浮动、不安的现象。中国虽未出现,但要有所准备,预做疏导工作。

  除了上述这些影响外,更深层次的影响将发生在专业结构、课程教学、素质教育等方面。如专业结构中,停办金融、财贸等系。第三产业的某些专业可能要减少。现在许多学校不管有没有条件,都热衷于搞金融、外贸、外语、法律、管理等热门专业,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热门可能会变冷门,专业结构可能要发生变化。另外,课程内容、教学方面可能也要发生各种变化。最后,笔者认为更深层次的影响是素质教育,应引起人们对人文素质教育的反思。

  在课程教学上,人们将重新审视课程教材,某些被吹捧的财经理论与政策将受到质疑。中国将重新审视某些从西方引进的财经理论。

  金融危机,归根结底是人的错误造成的:错误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以及一连串不道德的经济行为。高等教育对待那些错误理论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要修改课程。比如说,我们认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与错误的经济金融政策,那我们的教科书里就不能继续鼓吹这些错误的东西。对于一连串不道德的行为,我们则要检讨所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在素质教育方面的缺失。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反思金融、商业活动中所暴露的精英人才人文素质与职业道德的缺失。我们培养人才的时候,没有培养人文精神和职业道德,所以我们要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

  事实上,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影响的全面性,同样存在于高职教育中。但在应对金融危机上,高职教育有其特殊性。高职教育所培养的是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人才,贴近社会实际,对人才市场的适应性较强。与此同时,国家采取向内地、农村和中小企业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政策,有利于职业技术人才的流动。

  由于产业结构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加快优化、升级,必将促使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调整专业结构、更新课程内容,重视实用性课程开发,培养适应就业市场的第一线人才。另一方面,国内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海归人才(包括海外归来和下海归来的人才)陡增,有利于高职院校调整、充实所紧缺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尤为重要的是,金融危机也将促使高职院校,重视并加强人文素质、职业道德教育,特别是诚信教育。

  当然,金融危机中,高职教育应该抓住机遇。比如,根据从业人员转岗、上岗的需要,增办适应社会需求的长短期职业培训教育,扩大办学规模;加强企业和高职院校互相依存的关系,促使政府颁发有关法规,明确企业在产学合作的主体地位和责任,从制度上保障产学合作的发展;适当开展开发性科研工作,既帮助企业产品更新换代、提高质量;又更好地培养职业型创新人才;争取政府从应对金融危机的投资中,拨出相当部分作为资助高职人才培养的软投资。并且逐步做到高职教育经费达到高等教育总经费的25%以上。

  高职教育的特殊性,也就是高职教育在应对金融危机上的优势。在金融危机中,高职毕业生就业率可能并且已经高于普通高校毕业生。抓住这一机遇,转变社会重学术、轻职业的传统思想,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如改变招生制度,从而增强高职院校办好高职教育的信心与决心。

  (摘自作者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学术论坛上的讲话。)

  重建职业教育魅力任重道远

  “我儿子是一个智商很高,但是极不适应应试教育的孩子。幸亏他有一定的艺术天分,2006年,他高考失利,不能进入普通高校。我跟他断然选择了中国美院职业技术学院的首饰设计专业。两年后,即在去年10月,他由学校选送参加了在迪拜举行的国际珠宝大赛,结果获得了全球十大入围资格奖,明年1月他要到迪拜参加颁奖晚会,全部的经费都是主办方来出。”

  4月29日,在“如何重建职业教育魅力”的研讨会上,王丽以自己儿子的学习经历现身说法:“我觉得职业教育并不是没有魅力,而是看我们怎么样来贯彻实施,让孩子们体会到它的魅力。”

  然而,在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新浪教育频道联合发布的“职业教育魅力”专题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六成(60.5%)的受访者认为,我国职业院校毕业生“遭受就业歧视,用人单位在招聘时设置学历门槛”,另有31%左右的受访者认为,职业院校毕业生“竞争力一般”,而认为职校生就业时处于“就业竞争的领先地位”的仅占8%左右。

  “国家已经出台了这么多优惠政策和举措,职业教育发展还差什么?”与会专家认为,尽管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到了空前的重视,然而社会各界仍然普遍存在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不够仍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缺乏吸引力是社会问题——“成绩不好去读职业学校”

  “现在有些初中的教师告诫学生,你要再不努力学习就让你去读职业学校;有的学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上了职业学校,但是家长羞于在同事面前提起,怕面子不好看。前者是文化观念的表现,后者是社会心理的反应。这是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具体表现。”教育部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余祖光在发言中,用例子列举了现在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种种现象。

  余祖光指出,职业教育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应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职业教育被选择时所表现出的吸引力;第二,职业教育过程中对学生的吸引力,包括学生的积极参与等;第三,学习者对学习成绩的满意。

  他认为,具体来说,是否好就业是影响职业学校吸引力的主要因素。但是职业教育吸引力不高,不能简单等同于职业教育办得不好。德国职业教育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也遇到了吸引力不足的问题,可我们不能说德国的职业教育办得不好。

  “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职业教育吸引力不高,涉及社会观念、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和教育体系等方面的原因。”余祖光认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职业教育在台湾教育圈子里也曾被戏称为“别人孩子的教育”。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蒋乃平曾经遇到过几位40多岁的中职毕业生,这几个人当时都很优秀,都是以非常好的成绩进了中等职业学校,现在各自的孩子也都面临初中毕业,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的孩子再接受职业教育。因为这些人这几年不断转岗,不断丢掉饭碗。蒋乃平提到了一个数字,曾经有项调查结果表明,接受完职业教育后的学生专业对口率不超过30%。

  其实,在我国有关人力资源政策中曾出台过相关建议:高级技术工人的待遇相当于高级工程师、副教授的平均待遇。但是,这一政策建议一直没有落实过。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陈宇认为,这是解决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根本原因所在:提高工人的待遇,让初中级技术工人在社会分配中的份额不断提高,让他们从事体面的、有尊严的工作。

  “比如在美国,教授的年薪一般是8万~10万美元。如果要想挣更多的钱,到汽车公司当汽车装配工,年薪15万美元。要挣更多的钱就去修水管子,一小时70美元。”陈宇认为,如果在人力资源政策上不确立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中产阶级,职业教育将永远没有吸引力。

  不能满足农民工孩子的需求——“财政投入要一视同仁”

  在与会者深入探讨如何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同时,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个吸引力是对谁来讲?是对城市户口的家庭和孩子来说?还是对农村的孩子或者农民工的孩子而言?南都公益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曾到北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初三班级做过调研,班里的孩子全部都是农民工子弟。毕业后想读职业学校的有一半,可是能读职业学校的只有两三个。

  “这就是说,职业学校并不能够满足农民的孩子和农民工的孩子的需求。”徐永光认为,这与目前北京市职业学校招不满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现在,北京市有一些职业学校因为生源不足,教职员工回家休息拿工资。学校宁可空置、让公共资源闲置,也不对农民工的孩子开放。然而,恰恰是农民工的孩子、农民的子弟希望接受职业教育,他们将来也一定能够成为社会优秀的劳动力。”

  徐永光还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是公办职业学校还是民办职业学校缺乏吸引力?

  最近,他在四川了解到一所原来办得不太好的公立职业学校,委托给一位企业家办学后,办得有声有色。目前在校生有五六千人,而且很快可以上万。在这所学校里,教育、实训、派遣实行一条龙服务。由于学校开设的专业是市场所需要的,所以毕业生的就业情况非常好。这种转变既解决了许多学生的上学和就业问题,同时也把原来闲置的公办教育资源利用了起来。

  从这个实例上,徐永光建议:“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政府应该有非常合理的安排。国家对于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应该不论是进公立学校的还是进私立学校的,不论进城市学校的还是进农村学校,不论是城市户口还是外地户口的,只要这个学生进了职业学校,国家的补贴应当一视同仁。”

  重建魅力需要制度保障——“职教管理体制须动大手术”

  论坛上,自称是“职业教育老兵”的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俞仲文观点鲜明,他认为目前有一个长期没能解决的突出问题,就是我国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教育口内部对中职、高职的管理没有理顺,中职与高职分属于两个司管理。虽然职业教育占了整个教育的半边天,但是在投入数量上仍然是一头多一头少,在行政架构的设置上仍然是一头大,一头小。

  第二个问题是教育口与劳动口对职业教育的管理没有理顺,教育部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各管一摊,互相独立,各成体系,导致各省、各地方的教育和劳动部门对于职业教育的管理存在矛盾。

  第三是教育口与行业对职业教育的管理没有理顺,由于前几年教育体制改革,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退出了职业院校的管理,但是没有同时建立起一种让行业实际参与职业教育管理的体制,因而强行割裂了职业教育与各行各业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

  俞仲文认为,上面几个方面的问题导致了严重的两大后果。第一是存在着职业教育的资源缺乏与资源分散并存,政策缺位与政出多门并存,投入不足与多头领导并存。结果是基层院校,无论是中职还是高职、技校,都只得小心翼翼,怕站错线,表错态,左右为难。第二是职业院校与行业关系松散,培养的学生货不对路,表现是大批人没事干,大批事没人干。

  “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必须要动大手术。”这是俞仲文的结论。

  世界知名的“海外职业训练协会”(OVTA)2008年在评价中国职业教育的成功与缺失的时候,非常尖锐地指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存在着四方面的不足:一是将职业教育视为“二流教育”;二是职业教育与职业训练的管理体制缺乏统一;三是职业教育与产业界关系不密切;四是拥有职业训练资格的教师严重欠缺。

  “职业教育发展主要还是观念和制度上的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使职业教育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全社会共同举办的具有吸引力和活力的教育,需要改变现有单一的“教育局办学”的模式,降低办学门槛,促进企业办学,促进职业教育的社会化。

  主办方建议,应打破教育部门与劳动部门、人事部门各自为政的局面,建立跨部门的管理和协调机构。根据实际情况成立由行业、企业、学校、学生、教育部门、劳动部门等各方代表构成的管理机构,统筹规划、协调管理本地的职业教育,解决资源分割、教育与市场和社会脱离的弊端。

  据悉,这是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的“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系列研讨会的第五场专题研讨会。本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民办教育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青年报·职业教育》、百年职校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国教育干部培训网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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